By | 2023年7月10日

今天,是《新华日报》创刊84周年。新华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双传学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1期发表文章,对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对外宣传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文章认为,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作为党的新闻宣传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深度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早期的对外宣传,为改善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新华日报》的对外宣传,注重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依托建构话语体系,以生动事实为基础讲好中国故事,以“借口说话”为策略拓展传播渠道,以内外协同为原则强化议程设置,冲破了的重重封锁,把握了外宣舆论话语权。《新华日报》不仅开创了革命战争年代对外宣传的崭新局面,而且集中展示了“胸怀天下”这一中国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也为当前的外宣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所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新华日报》诞生于抗战硝烟之中,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斗争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这个号角,既是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吹响,又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吹响。《新华日报》与中国最早的外事机构同步诞生、有机交融,深度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早期的对外宣传,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中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其影响与作用是全国性的,也是世界性的。

抗日战争是中国逐步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参与国际事务、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从“独占一隅”到向全国发展乃至走向国际政治舞台的转折点。加强对外宣传,面向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中国在全面抗战时期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向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宣传中国革命,是中国建党初期外宣工作的主要任务。囿于各种客观条件,建党以来外宣工作一直十分有限。1929年,中国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强调了国际宣传,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以往党对于国际问题的宣传做得很少,中国革命运动在国际间的宣传,更差不多完全没有。”会议将“加紧国际的宣传”列为当前宣传工作的任务之一。然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外宣工作仍处薄弱环节,诚如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所说,“抗战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但是,我们的国际宣传工作……都太薄弱了。”当时中国在海外只有中文版的《先锋报》和《救国时报》两家报纸,但读者主要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华人华侨。这对于争取华人华侨固然重要,但广大西方人士对中国的认识仍然是陌生的。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加紧对进行军事“围剿”、新和“妖魔化”宣传。“九年以来(红色中国)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的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抗战初期,曾一度放松对的限制。随着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大片国土,再度对实行严密封锁。1938年,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建设以党的机关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报刊系统。但这些报刊抵达国统区都极其困难,遑论在海外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在国际国内宣传中对大肆污蔑诋毁。种种情形,正如1944年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所言,“一不许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销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往来。总之,只许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绝不许、八路军、新四军的真象,稍许透露于世。”这种情况下,加大外宣力度,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就显得格外重要。

西方社会和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抗战和中国抗战的新闻需求,是我们党加强外宣工作的重要前提,也是做好外宣工作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从政治视角看,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英、美等国家高度关注中国抗战。特别是1942年1月同盟国宣告组建后,各国对中国抗战寄予厚望,希望充分掌握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政策主张、规模实力和抗战进展,并以此作为本国制定、调整对外政策和军事计划的参考。随着战争的推进,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领导的敌后抗战力量日趋活跃,同盟国和海外华人华侨更多地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了解及其抗日根据地的愿望更加迫切。

从新闻视角看,中国开创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对国际社会而言还是一片十分陌生而“神秘”的领域,相关报道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1937年埃德加·斯诺记载苏区之行的专著《红星照耀中国》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西方社会的轰动。人们称斯诺对苏区的报道是“震撼世界的成就”“多年来新闻工作的最大成功”。此后,西方记者纷至沓来,展开“揭秘”之旅。从1937年到1938年,卡尔逊、史沫特莱、斯特朗等记者对抗日根据地的考察报道,进一步激发了海外公众了解中国及其事业的期待。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积贫积弱的中国要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必须对外联合世界反侵略力量,对内依靠全民族紧密团结。

加强外宣,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需要。抗战爆发后,中国提出自力更生,但也十分重视争取外援。对此曾作出许多重要论述,归纳出三个原则: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争取外援是取得中国抗战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抗战可以争取到有力的外援。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中国进一步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结合起来。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在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强化外宣,呼吁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既是为了争取世界正义力量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也是着眼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

加强外宣,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独立自主的需要。国共两党合作是稳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其政策重点逐步从对外转向对内,走向“消极抗日、积极”。中国坚持以大局为重,以斗争求团结,既需要营造国内舆论对其进行约束,也需要借助国际舆论对其形成制约。与此同时,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着眼抗战胜利和中国革命长远发展,即《新华日报》发刊词所言的“挽救时局和复兴中华”,中国不仅需要在全国获得公开合法地位,还需要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因此,必须通过对外宣传彰显自身政策和力量,占据国际舆论制高点,掌握国际关系话语权。

抗战时期,因条件所限,中国在统治区不可能自己单独创办对外宣传的新闻媒体。《新华日报》经当局正式“批准”而创办,长期活跃在统治区的心脏地带。这使《新华日报》在当时中国的党报系统中具备了独特的地位和优势,成为党的新闻宣传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另一方面,当局对《新华日报》实行异常严苛的新闻内容检扣,暗地里通过各种方式阻挠破坏报纸发行,《新华日报》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基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新华日报》的对外宣传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

从《新华日报》的版面内容来看,既没有单独发行“海外版”,也没有特意开设外宣专版。其基本版面是每日对开四版,一版社论、广告,二版国内新闻,三版国际新闻,四版副刊。所有内容无差别地面向所有读者,使对外宣传和对内宣传成为《新华日报》的“一体两面”。对外宣传这一面得以彰显,基于以下两个因素。

《新华日报》有部分报纸发往海外。《新华日报》在抗战期间的日发行量最高达五万多份,在全国各报中名列前茅。不仅发往全国,还进入了海外许多地方。至1941年12月,“在国外,苏联的莫斯科,蒙古的乌兰巴托,缅甸的仰光、曼德勒,印度的新德里、加尔各答,斯里兰卡的科伦坡,美国的华盛顿、纽约、旧金山,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印尼的爪哇、雅加达,菲律宾的马尼拉,越南的西贡、海防、河内以及新加坡等地也有《新华日报》的读者。”“其中苏联的是外贸局粮食局为我们分销每日2000份,蒙古的也由这个局分销1000份,其它则是零星订户,主要是华侨或华文报刊社订阅的。”

《新华日报》国内读者包含众多有影响力的外籍人士。据1943年10月底官方公布的数字,当时仅驻重庆的外国人就有1129人,其中英国329人,美国168人,苏联163人。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重庆成为统治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来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太战区司令部驻地,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在远东的结合部。重庆有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等3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馆,另有40多个国家设立的各种外交机构,还有10多个中外文化协会和各种国际组织。这里不仅有全国各地的报刊通讯社,还有世界各国主要报纸、通讯社的派驻机构或派驻代表,包括美国《时代》《生活》《》,英国《》,法国《巴黎晚报》,苏联《莫斯科世界新闻》等,以及塔斯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等。此外,各国使者、世界知名人士和国际民间团体频繁往来,不计其数。

上述两个因素中,第二个因素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延安与重庆交通不畅通,加之的封锁,驻重庆的外国通讯社、报社记者以及其他外国人士主要是通过《新华日报》来了解中国的政治主张和对时局变化的反应。同一般海外民众相比,这些人属于“关键少数”和“意见领袖”,对本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舆论有较大影响。《新华日报》直接处于国际舆论场域之中,通过“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产生了显著的外宣效应。

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先后由设立于武汉的中央长江局和设立于重庆的南方局(对外称代表团)代表党中央实施直接领导,其外宣工作与长江局、南方局的外事工作融为一体、密不可分。

早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驻国统区的代表团要加强国际统一战线月,长江局成立国际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这是中国最早的外事机构。1939年4月,南方局成立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改称外事组)。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长江局和南方局积极同外国使馆和外国记者建立联系,逐步打破外事垄断局面。特别是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中国逐步实现了“半独立外交”。根据六届六中全会“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加紧对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的精神,周恩来指出,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宣传出去”,就是把中国的政治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军民对抗战的贡献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就是把国际上一切爱好和平、一切支持中国和正义事业的力量争取过来,建立和发展国际统一战线。

为方便工作,南方局不少外事活动通过《新华日报》去实施。一方面,南方局部分人员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另一方面,《新华日报》部分骨干人员是外事组成员,包括总编辑章汉夫、国际新闻编辑乔冠华等。《新华日报》编辑记者在报纸版面内加强外宣报道的同时,积极参与版面外的外宣活动。

广交朋友,加强对外人际交流。章汉夫、夏衍、乔冠华、戈宝权、龚澎等人发挥精通外语的优势,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文化参赞费德林,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文化参赞费正清等大批外交人员和众多外国记者长期交往,成为朋友和战友。龚澎作为南方局新闻发布员和《新华日报》记者,结识了几乎所有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她每天下午来到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发布来自中央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消息。乔冠华、夏衍等通过美国新闻处与各国驻华记者保持联系,将《新华日报》的有关内容定期翻译给他们。《新华日报》营业部是公开合法的地方,南方局常在这里开展外宣活动,报馆社长潘梓年和石西民、刘光、乔冠华、夏衍、刘述周、鲁明、洪沛然等报馆人员经常参加。这些富有人情味的交往交流,对国际友人、外国记者影响至深,使中国不但以“借口说话”的方式有效实施了对外宣传,而且促成了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也为后来的“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作了铺垫。

突破限制,印发对外宣传材料。为应对当局对报纸内容的检扣和对发行的阻挠,《新华日报》常常以印发文字材料的方式对外宣传。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周恩来指导下,南方局军事组撰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的真相》一文,《新华日报》报馆连夜将其印成传单,通过各种渠道对外国使馆和外国记者散发。章汉夫等人把相关资料翻译成外文,印成小册子,供外国记者带到香港、南洋和美国发表。借助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新华日报社论集》在香港得以出版,使更多的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听到中国的声音。1945年4月,章汉夫作为代表董必武的助手出席联合国制宪大会。他协助董必武编印了英文小册子《中国解放区实录》,散发给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外国记者及美国人士。从1942年到1946年,南方局外事组编译出版英文小册子20余种,向外国记者、外国使馆和各国友好人士散发。最初出油印本,印数约150册。从1943年改为铅印本,印数1000 —3000册(份)。《新华日报》刊发的重要文章,是这些小册子的主要内容之一。宣传材料面向特定对象散发,收到了精准传播的良好效果。

《新华日报》创刊后,其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和中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窗口。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内容主要是中国对国际问题的态度主张、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及其反响、中国抗战的总体局势和进展。这三个方面成为《新华日报》外宣报道的重点。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新华日报》创刊伊始就高度重视国际问题的研究和宣传,通过国际综合报道、社论、代论、国际述评、时评等形式,分析国际局势,阐明自身观点。周恩来亲自撰写大量国际时事言论,有力提升了《新华日报》对外宣传的高度。1942年改版后,建立了一套由章汉夫负责的更加健全的国际报道“编、译、写”班子。其中,乔冠华每周撰写一篇国际述评,成为《新华日报》言论宣传的一大特色。《新华日报》关于建立和巩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倡议、呼吁、鼓动,对团结世界人民齐心协力打击法西斯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及时揭露和有力抨击世界法西斯侵略。在世界法西斯对外侵略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新华日报》都刊发重要文章予以揭露和批判。1938年1月日本发表“近卫声明”,《新华日报》刊发社论指出,近卫的声明再次暴露了“敌人吞灭整个中国的野心”。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发表《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刊发社论《挽救世界和平》,指出侵略战争的极大危害。从德意日签订《柏林协定》到苏德战争爆发,再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华日报》都及时刊发社论、代论或宣言,旗帜鲜明地阐明态度立场。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几个月,《新华日报》就接连发表周恩来撰写的《太平洋的新危机》等代论和多篇专论,警告“美国有上日本大当的危险”,断言日美之间将有战争爆发。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周恩来亲自参与下,《新华日报》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判断达到了其他报纸难以企及的水准。

积极倡议和维护国际正义力量大团结。在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就号召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新华日报》不断发表社论和文章,包括《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而斗争》《中苏美英密切的联合起来》《国际反侵略的力量团结起来》等,深刻阐述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义。强调指出,“中苏美英的命运,已连结在一起,胜则同胜,败则同败,谁也不能置身战争之外,独善其身。”“中苏美英的团结,应大大加强起来。”1942年1月,中苏美英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新华日报》在社论中强调,这“有着伟大的实际的国际意义”。此后,又多次发表社论,揭露法西斯挑拨离间的阴谋,强调加强同盟国的团结。

着力强调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新华日报》就阐述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的关系。1938年2月发表《展开世界援华运动》《国际反侵略的统一战线》等文章,指出,“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人民反侵略,保卫和平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的英勇抗日是巩固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的推动力量,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每一个胜利,也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巨大支援。”二战全面爆发之际,发表社论《国际形势与我国抗战》指出,“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是为了自己民族而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战。”随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华日报》不断发表社论,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紧密结合起来,阐明我们的外交方针、任务和态度。

《新华日报》热情报道和赞扬各国政府、机构、人民和广大海外华侨对中国抗日战争在道义上、行动上的同情和援助,为激发全世界正义力量持续支援中国营造了浓烈的舆论氛围。

充分反映苏英美等国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引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愤慨,1938年形成了援华运动的热潮。2月11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在伦敦举行反日援华大会,《新华日报》及时刊发消息和社论《祝国际反侵略大会》,赞扬此次大会“是全世界反对法西斯、反对侵略、争取民主、保障和平的千万民众所团结起来的国际大运动”。2月12日起连续一周推出世界反日援华大会特刊,分析世界各国援华的重大意义,反映大会关于在外交财政经济等方面制止日本侵略、给予中国物资援助的决定,英美工会拒运日货,伦敦数千群众参加当场捐款等。此后,又陆续报道了苏、英、美等国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援助中国的具体行动。

热情报道国际友人在中国的活动。抗战期间,大批国际友人来到中国,成为中国团结抗战的友军和联系外部世界的桥梁。《新华日报》创刊不久,即以《伟大的同情》为总标题,集中登载国际友人宣传介绍中国抗日的信函。对于国际友人在中国的工作与活动,《新华日报》始终给予高度关注和热情宣传。对来华的外国政要比如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美国总统特使居里等,发表文章和社论,表明欢迎和期待。密切关注外国记者,刊发《史沫特莱访问记》《访斯特朗》等文章;对“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延安之行进行全程报道。高度赞扬援华医疗队,在白求恩牺牲后刊发纪念文章和中央的哀悼电文。迎接世界学联代表团访华,出增刊报道欢迎盛况。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离任,接连刊登3篇文章表达惜别之情。对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在中国的正义活动,给予及时宣传和充分肯定。这些以人物为主角的热情洋溢的报道,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生动注脚。

高度赞扬海外华侨对抗日的贡献。动员国内国外中华民族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战争,是中国的既定方针。1938年4月6日,《新华日报》刊发《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告青年侨胞书》,号召青年侨胞踊跃参与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0月到12月相继发表《加紧侨胞抗战工作》《帮助华侨救国工作》《侨胞在开展援华制日运动中的作用》等文章,对海外侨胞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给予热情赞扬,号召全世界侨胞在抗日募捐、回国参战等方面做出更大贡献。对陈嘉庚、胡文虎、司徒美堂等华侨领袖归国考察参政,《新华日报》给予热情宣传。1940年,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问团”到全国各地慰问考察,《新华日报》前后发表相关报道、短评共计152条,足见其重视程度。在整个抗战期间,《新华日报》全面生动地反映广大华侨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和英勇事迹,相关报道达1079篇之多。

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整体框架下,国内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外溢为国际议题,备受国际社会和海外华侨瞩目。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新华日报》坚定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多维度、立体化地做好相关报道,产生了重大的外宣效应。

积极宣传中国的正确主张。《新华日报》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大力宣传、持续贯彻中国团结抗战、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正确主张,成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为全国抗战军民明确了方向、鼓舞了士气,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的智慧、决心和坚韧意志,看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党形象。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高度赞扬《论持久战》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1941年美国总统代表居里离开重庆返美时致电蒋介石,要求“尽力与保持抗日联合阵线月,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明确告知蒋介石“在战时及战争结束时勿与有严重问题之发生”。华侨领袖陈嘉庚义无反顾地把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中国人身上。他在演讲中表示,务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生动展现八路军、新四军战绩和根据地发展。《新华日报》既热情报道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战况,又大力反映八路军、新四军的艰苦斗争。针对报刊散布的武装“游而不击”的谬论,《新华日报》坚持用事实说话,突出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丰硕战果。美国《纽约前锋论坛报》评价说:“中国所应用的游击战,在打败日本的时候,其作用之大,超过了一般所预期。”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新华日报》刊发相关报道超过100篇,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苏联《红星报》发表评论对八路军给予高度赞扬。以“本报专电”方式不时发布八路军、新四军战报,成为《新华日报》的独家优势。与此同时,《新华日报》大力宣传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发展和生产自救、民主政治等,彰显其旺盛的生命活力,成为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了解红色根据地的重要渠道。美国记者卡尔逊称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为“新中国的试管”。

坚决揭露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新华日报》坚决揭露破坏团结抗战、蓄意防共的行径特别是三次高潮,有效地激发了国内外舆论的影响力,压制了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皖南事变”的宣传。在《新华日报》和其它对外传播渠道的共同作用下,“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国际舆论哗然。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向蒋介石提出质问,并表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意味着灭亡。武官崔可夫则提出,如继续内战,他有权暂停援华军火于途中。对于“皖南事变”,英国大使认为这是可悲的事。美国武官也作了同样的表示。罗斯福私下向蒋介石发出警告,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是为了抗日战争,如果发生这类令人悲伤的事件,这种援助将是无益的。在国内外舆论的责难和苏、英、美三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中央南方局卓有成效的外事工作和《新华日报》广泛深入的对外宣传,极大地改善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1945年2月10日,美洲十家华侨报纸通电国内,要求结束,立即成立联合政府。1945年4月到6月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代表董必武出席会议,成为中国走上国际舞台的重要里程碑。

《新华日报》开创了革命战争年代对外宣传的崭新局面,积累了对外宣传的宝贵经验。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一“胸怀天下”在新闻宣传领域的体现,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对外宣传的任务目标和工作重点发生巨大变化,但这些经验所蕴含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对当前的外宣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在对外宣传中忠实贯彻了中央关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精神,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核心话语予以充分彰显,体现了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共同诉求、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与此同时,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一系列政策主张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机地联接、融合起来,形成了态度鲜明、理直气壮的话语体系,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把握了外宣舆论话语权。

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做出更大贡献。对外宣传中,更加需要彰显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习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深刻指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这一重大倡议充分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反映了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的高度统一。对外宣传要紧紧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话语,提出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解读中国智慧、中国贡献,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唯此,才能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种种歪曲和误读,增强对外宣传主动性,争取国际传播话语权,促进国际社会话语体系的公平与正义。

抗战时期,面对的诋毁和外部世界的疑惑,中国在对外宣传中始终贯穿着坦率线年斯诺来到陕甘宁边区时,周恩来向他允诺,“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记者爱泼斯坦表示,大多数外国记者都认为他们能够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获得最可靠的事实。《新华日报》的外宣工作,无论人际交流还是新闻报道,都坚持将客观真实放在首位,以坦荡态度执“笔”,以生动事实为“墨”,向外界描绘了一幅史诗般的抗战图景。

事实胜于雄辩。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为做好外宣工作夯实了根基、增添了底气。习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要强调新闻的本质属性,坚持用事实说话的根本原则,勇于展示真实的多姿多彩的中国,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既彰显非凡成就也直面基本国情。在此前提下,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精神力量,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在外国记者、使馆人员、国际组织等群体中广交朋友,以口头交流和印发材料的方式传递消息。在当时严苛的办报环境下,这种“借口说话”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它产生的积极效果,却让我们看到了对外宣传中人际传播的价值。特别是面对重要传播节点的人际传播,“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人际传播日益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每个个体都是不容忽视的传播节点,人际网络蕴藏着巨大的传播潜能。“兵民是胜利之本”在新的时代获得了新的意义。对外宣传要突破单纯依靠官方渠道和大众传媒的思维惯性,把各种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壮大人际传播力量,丰富对外宣传渠道,打好国际传播人民战争,形成国际传播大合唱。习多次提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要广泛开展教育、科技、体育、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人文交流,推动中国同各国人民信息相通、民心相连、情感相融,以润物无声、聚沙成塔的方式做好对外宣传这篇大文章。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面向国内的宣传和对外宣传一体化呈现,同样的内容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效应。比如,关于国际社会支援中国的报道,对内是鼓舞抗战士气,对外是营造积极支援中国的舆论氛围。两种效应相互策应、正向叠加。与此同时,《新华日报》的很多重大报道和评论展示出国统区其它报纸不可比拟的独家性,主动发声、率先发声、独立发声,发挥了国际舆论议程设置者的重要作用。

上述“内宣外宣不分家”的做法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的对外宣传在经历了内外区分之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在更高层次再次进入“内宣外宣不分家”的局面。当前,面对频繁的国际人员流动和“全球一张网”,内宣与外宣的受众界限和传播渠道愈来愈模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国内新闻日益成为外媒视野中的国际新闻。面对新形势,要统筹谋划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做到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协同发力、互利共生,形成“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传统意义上的内宣媒体要强化外宣意识,在国内重大新闻报道和国际舆论斗争中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努力成为外媒报道的议程设置者。

(载《传媒观察》2022年第1期,图表、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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