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 2023年7月5日

1《失物招领处》德文版2《苏莱肯如此多娇——马祖里的故事》德文版3《榜样》德文版4《故乡博物馆》德文版

10月7日,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在汉堡逝世。伦茨1926年3月17日生于东普鲁士马祖里地区的吕克小城,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女儿离开吕克,正值入学年龄的伦茨留下由祖母照顾。同纳粹德国时期的青少年一样,伦茨先后成为纳粹少年团和希特勒青年团团员。1943年,伦茨通过战时中学紧急毕业考试后即被征召入伍,成为纳粹德国海军舰队的士兵。根据柏林联邦档案局材料显示,伦茨于1943年7月12日递交加入纳粹党申请,并于1944年4月20日加入纳粹党。伦茨后来声称自己并不知情,认为自己是通过集体程序被入党。随着德军败退,同伴惨死,战争的残酷和理想的幻灭令伦茨觉醒,在二战行将结束之时,伦茨从服役的辅助巡洋舰“汉萨”号上逃跑,途中在今德国石荷州境内被英军俘获。在此期间,伦茨成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个英国释放委员会的翻译,跟随英国人四处盖章办理释放德国兵的手续,最终自己也获得了释放。随后,伦茨到汉堡大学攻读哲学、英语语言文学和文艺学。为维持生活,他一边勤奋读书,一边做起黑市买卖。当黑市生意难以为继时,他就去卖血,为了节省开支,他甚至还用躺在床上减少活动的办法来限制自己的胃口。他起初希望成为大学教师,但很快改变目标,来到英战区的一家报纸——《世界报》做志愿者,并在1950年到1951年间担任该报编辑,逐渐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他的处女作《空中有苍鹰》就是在《世界报》连载半年之后,才于1951年由汉堡霍夫曼-坎佩出版社出版。

25岁时,伦茨凭借长篇小说《空中有苍鹰》在战后德语文学界一炮打响。该书作为“我们时代被迫害的人的独特象征”获得1952年的莱内-施柯勒奖和1953年的汉堡莱辛奖。1951年,伦茨正式成为自由作家。夏季,他会驱车从汉堡前往丹麦小岛阿尔森小住;读者见面会或文学朗诵会则大都在冬季举行。1951年他用《空中有苍鹰》的稿费去了肯尼亚,肯尼亚之行的文学成果便是发表于1958年的短篇小说《温良仆人卢卡斯》,故事部分涉及到了肯尼亚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矛矛党起义题材。

自1965年起,伦茨开始热心政治,积极支持社会,声援威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他本人虽不是社会党员,但他感到自己的基本信仰和社会的政纲十分契合,即社会和政治进步只有通过改变和怀疑才可能实现,而非通过保守的警告。1970年伦茨和君特·格拉斯一道应勃兰特之邀前往华沙参加《德波条约》签字仪式。在多篇文章和演讲中,伦茨都一再坚称《德波条约》的签署是“对现实的承认,是对错误的希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一种不合时宜的强权政治的告别”。面对不解、攻击和恐吓,伦茨在题为《失去的土地》的演讲中表白道:“我认真倾听对我的这些指责。我尝试去理解这些愤怒……很多人有权利为这失去的土地感到痛苦。我尊重这种痛苦。我也高度关注我的许多同胞在逃亡路上不得不承受的苦难。然而……我们也必须记住我们曾经给别人制造的苦难:1/5的波兰居民被德国人杀害……正义要求我们记住这一切都是如何开始。而历史自有其因果关系,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伦茨的正直、真诚和政治勇气成为构筑他文学作品的基石。

伦茨善于逼真地描绘德国历史画卷,他的作品数量庞大,创作类型多样,涉及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广播剧、随笔、讲演、评论、诗歌。

伦茨早年是德语文学短篇小说类型的开路先锋,在相当长时间内,他一直在短篇小说领域内享有崇高地位,仅短篇作品集就有10多部。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苏莱肯如此多娇——马祖里的故事》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据说原本是他为妻子所写的故乡介绍,1955年发表后受到热烈追捧,发行量高达160万册。1958年问世的短篇故事集《讽刺猎人》深受海明威风格影响,着墨于陷入极端情境、面临真相瞬间、经受考验和遭遇挫败的人间百态。196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灯塔船》则流露出追求安宁、规避风险的倾向,表明伦茨开始有意识克服海明威式英雄主义硬汉情结。《灯塔船》是伦茨短篇小说中的佳作,作为范例长期成为德国中学生指定读物。1964年出版的趣味小说集《莱曼故事抑或美丽市场》由一个曾经的黑市小贩充当叙述者,回顾他在战后初年“美好”的黑市经历,讽刺意味十足,颇具自传色彩。伦茨创作后期较为出色的短篇作品是1975年发表的《米拉贝尔精神——波乐鲁普村的故事》,农民的狡黠和现代消费社会的算计在故事中相遇,可谓妙趣横生。

早在1963年,德国“文学教皇”马可尔·莱希-拉尼斯基就对伦茨作出评价:“这位叙事者是一个天生的短跑高手……有一天他肯定还会证明自己也是一位长跑健将。”伦茨果然不负好友之望,共创作出14部厚重的长篇小说。1951年发表《空中有苍鹰》后,伦茨在60年代中期前又接连发表长篇小说《和影子决斗》《急流中的人》《面包和比赛》及《城市谈话》。《空中有苍鹰》《和影子决斗》及《城市谈话》均触及人类存在之罪责和如何克服第三帝国历史的沉重主题,《急流中的人》与《面包和比赛》则同时转向当代社会问题,社会批判性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急流中的人》《面包和比赛》还是德语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体育小说。

真正成为伦茨创作的重大突破并为他带来世界声誉的,则是196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德语课》。小说从一个当代青年的视角去反映纳粹德国。以叙述者、工读学校学生西吉·耶普森在德语课上被罚写作文《尽责的喜悦》开头,通过西吉的回忆还原其父亲——一个北方警察恪尽职守执行纳粹“禁画令”、监视画家南森并没收和销毁其画作的全过程,把曾被德国人视为美德的“无条件尽责”这样一个“古老的德意志”(亦即“普鲁士”)问题踢到前台,揭示出其在德国历史中所扮演的灾难性角色:小说里,“尽责”在警察父亲那里已发展到疯狂的程度——纳粹德国覆亡后他仍在烧画,而他的儿子则走向反面,为了“尽责”,不惜病态地强迫自己偷画以救画,最终锒铛入狱。小说同时刻画了在纳粹统治下冒着危险孤独地完成使命的艺术家形象,并提出当下肃清纳粹意识形态余毒的问题。

《德语课》成功之后,伦茨又相继推出一系列重磅作品,进一步巩固了他长篇小说大师的地位,并使他毋庸置疑地进入战后德国最伟大作家行列。1973年的《榜样》和1978年的《故乡博物馆》在题材和内容上都与《德语课》直接相关:前者围绕《德语课》中的一段情节展开,探讨为青少年树立榜样的意义,被称为“《德语课》之二”;后者被称为“《德语课》之三”,通过讲述故乡马祖里一家博物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遭遇,伦茨表达了反对片面诠释故乡历史及概念的态度,可视为伦茨在长篇创作上的又一登顶之作。此后,伦茨又推出6部长篇小说,其中1985年的《练兵场》、1999年的《阿尔涅的遗产》和2003年最后一部长篇《失物招领处》特别值得关注。

在戏剧创作方面,伦茨也展现出过人才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伦茨创作了一系列广播剧和戏剧,如《世界最美节日》《无罪者的时代—有罪者的时代》《无罪者的时代》《抄家》《脸》《失望》《迷宫》《眼罩》等,由此跻身重要德语广播剧剧作者行列。值得一提的是他1961年创作的两个广播剧《无罪者的时代—有罪者的时代》,它们于同年被改编为剧本《无罪者的时代》并在1964年拍成电影。该剧以集权专制、集体和个人罪责为主题,讲述了9名处于和极端情境之下的男子为获取个体自由而杀死无辜者的故事。

此外,伦茨还写作诗歌。在伦茨去世前不久,人们还发现他在1947年至1949年间创作了约80首迄今尚不为人所知的诗歌,主题关涉他的战争经历和战后初期德国面临的问题。这些诗歌是否会被发表,现在尚不得而知。

贯穿伦茨全部作品的基本主题是:体验不自由,卷入罪责和迫害,经历孤独和无能。他前期的作品侧重直面希特勒专政及其后果,后期的作品则集中于聚焦人的生存问题和道德问题。

对于伦茨而言,写作是自我拷问,是对这一代人人生体验的一种回应;写作是为社会发出的抗议和表态;写作是对社会现状的抗议;作家是不公正和饥饿的知情者;他赞成对社会持怀疑态度,赞成社会改革和文学参与政治,文学应该发挥道德传声筒的作用,认为文学是自我认识和对人进行道德定位的工具。

伦茨在1962年所写的《生平简述》中记述了他成为作家的原因:“对我而言写作也是一种自我拷问,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尝试着用我的可能性来回应一些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写作的看法会有所改变,但我对一个作家的期待却始终如一。我期待作家有同情心、正义感,敢于发出抗议之声。”在伦茨看来,作家的活动首先是一种自我理解的手段,同时也是对个人经历以及一代人集体体验的回答和反应。在一次采访中他更为清晰地表明:“你可以把某些体验理解为托付;至少你不可能把自己同你这一代人的集体体验脱离开来。暴力,逃亡,被滥用的激情崇拜,没有意义的死亡:这就是我这一代人逐一体验到的东西,所以在我看来,我作为作家去触及它们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了。写作始终还是学会理解外在和内在事件最好的可能性。”

伦茨这一代人,当时年龄还太小,不足以理解发生在第三帝国的事情,只是到了末尾才明白自己被人洗脑,热情被人滥用。同代作家还有君特·格拉斯(1927年生)和马丁·瓦尔泽(1927年生)。正如拉尼斯基曾断言的那样,包括伦茨在内的这些作家,大部分都是四七社(1947年成立的德国作家聚合体,主要倾向和宗旨是:倡导个人自由,宣传民主思想,扫除第三帝国时期的“奴隶语言”和“宣传语言”,扶植青年作家,重建贴近生活、关注社会政治的德国新文学)社员,对所处环境的怀疑姿态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他们全都拒绝战后从阿登纳至基辛格时期一直奉行的复辟政策,也都是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才明确自己的政治倾向:伦茨和格拉斯支持社会,瓦尔泽则更激进,1965年后甚至转向更为左翼的德国。同格拉斯和瓦尔泽相比,伦茨的立场更温和,他没有格拉斯那样爱挑衅,也不像瓦尔泽那样教条而具侵略性,相比奚落和训斥,他更愿意民主平等、客观理性地去说服。

同温和的立场相呼应,在叙述的形式技巧上,伦茨同样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者”或“一位中庸的作者”,被誉为“传统艺术的大师”,他的作品中既存在对细节的深刻洞察,也不乏充满象征意味的拔高。不可否认,伦茨的作品和理论论述中都流露出某种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这种类似于19世纪中规中矩的叙述方式也招致很多人不满,有人批评他的手法太传统、作品太“过时”。当然,力挺他的评论家也大有人在。拉尼斯基就称他“善良的怀疑者”;德国评论家汉约·凯司廷认为,淡定和幽默是伦茨的核心特征,这两大特征既决定着他的作品的全部基调,也决定了他独特的叙事姿态,这种姿态“更愿意给予世界和人以理解,而不是去谴责他们”。伦茨还始终是一位教育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要向世人昭示:“这世上的行动是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他说过:“我对挑战的艺术的评价,不如对和读者有效结盟以减少现有的弊端的艺术评价高。”

伦茨与读者的结盟的确富有成效。事实上,作为战后“德语三大家”的伦茨,尽管没有像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那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拥有的受众却比二人还要广大。他的作品被介绍到30多个国家,翻译成20多种语言,销量多达2000万册,很多作品还被翻拍成电影和电视剧,影响广泛。他曾先后获得20多个文学奖项,2002年荣获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奖章。今年春他将个人档案转让给德国马尔巴赫档案馆,同年6月在汉堡成立公益基金会,旨在支持对其作品的科学研究。由该基金会设立的西格弗里德·伦茨奖奖金达5万欧元,将在11月首次颁发给“其叙事作品已获得认可且其创造性活动接近西格弗里德·伦茨精神的国际作家”,获奖者是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

伦茨的逝世是德语战后文学的一大损失,德语文学失去了一位受读者热爱和欢迎的作家,失去了一个充满深沉人道情怀和友善克制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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